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马桥遗址头部次发掘，是上海头部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

　　上海考古起步于1935年金山戚家墩遗址的发现，20世纪30、40年代曾做过调查、发掘、整理工作，是上海头部次初步具备现代科学水准的考古活动，且出版了上海头部本具有考古调查报告性质的书籍。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贫弱、局势动荡的环境下，考古工作举步维艰。只有到了新中国，开展成体系的、持续性的、规范化的考古工作才成为可能。

　　1959年底，上海重型机器厂正在上海县马桥镇（今属上海市闵行区）建造厂房，选址正位于一种叫做“冈身”的特殊地带上。冈身其实是古代的海岸线，海平面长期稳定的时期，在潮汐海浪等自然动力的作用下，就在岸线上形成数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随着后来三角洲地貌继续发育，上海陆域逐渐向东扩展，冈身就成为内陆的一部分，逐渐远离海岸了。马桥遗址地势比较高，原本较难发现埋在下面的遗址。没想到重型机器厂要造厂房，厂房需要把土地垫高，一挖土，就暴露出大量埋藏。其实很多时候，考古就是像这样“跟着挖掘机跑”。

　　遗址被发现后，上海博物馆立即组织人员赶去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上海地区具备考古专业知识的人员很少，包括上博考古组组长黄宣佩在内只有四五人，他们组建起上海头部支考古发掘队伍。那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考古队员们住在马桥公社食堂上面的一个阁楼里，吃饭就安排在马桥公社。白天大伙到工地发掘，晚上整理汇报，汇总后再考虑第二天怎样推进。

　　当时上海的考古发掘有一个特点，不请很多当地村民、农民工来参与，而是从自己单位里面抽调干部参加发掘。这是因为上博的老馆长沈之瑜有个“理论”，当时有宣传干部要参加劳动锻炼，他说我们的干部不要到工厂农村去，就到考古发掘现场锻炼。这一做法，对开展工作有很大的便利。黄宣佩按照科学考古的要求，指导考古组和博物馆一些下乡参加劳动的同志们开始了发掘工作。上海头部次科学考古发掘，就是在“边干边学”中拉开了序幕。

　　1960年春，马桥遗址考古队合照

　　考古发掘的科学和规范首先体现在发掘方法上，不能看见什么东西马上就从土里刨出来，一定要按层位逐层发掘，同时注意器物与周围的地层、单位和其他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同时代的地层因为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动力过程，会呈现各异的土质、土色，考古发掘工作必须根据地层的分界，一层一层地向下发掘。这是因为不同土层之间有时代的叠加关系，越是上层，时代距今越近；相应的越是往下、往深处挖，时代越久远。因此，不能随意地从一个点一下子挖得很深，这样不同时代的遗物全混在一起，失去了地层依据，就不是科学的考古发掘了。

　　发掘得到的古代遗物，完整器很少，绝大多数都残破不全，其中一部分可以拼接起来复原为完整器物。单件陶片一般只有标本价值和统计上的意义，但是要能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文物，那么意义就大了。发掘过程中，要做好详细完整的测绘、记录、整理工作，为后续的研究和保护打好扎实基础。

　　经过两个月的发掘，收获丰富，整个发掘面积约有20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分为三个阶段：上层为春秋战国时代遗存，出土各类印文硬陶和各类原始瓷；下层为良渚文化遗存，出土器物都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的特征；中层为一类新的遗存，它以夹砂和泥质红褐陶为主，器物表面一般拍印各类纹饰，具有鲜明的特色。

　　发掘结束后，考古队邀请曾昭燏、尹焕章等考古界的老专家来上海马桥举行研讨，专家们一致认为，马桥遗址的发掘是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尤其是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称赞上海的考古工作搞得很科学，她认为马桥遗址的发掘，在地层中头部次发现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当时尚未定性和命名）和吴越文化的叠压关系，意义重大。

　　这是上海地区科学考古的起点。几年后，1966年的1月至3月，上海文管会对马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马桥遗址的发现，在当时影响很大，黄宣佩总结了其三方面意义：

　　首先，马桥遗址将上海的历史大大向前追溯，证明上海地区有良渚文化的分布，也就是说上海早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居住生活了。

　　良渚文化在1936年发现之后，直到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仅是做了若干次小面积的探掘，研究内容局限在文化特征的初步探讨。马桥遗址下层墓地的发现，揭露了良渚平民的生活与葬俗概况，使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上海地区头部次发现良渚文化的墓葬，而且遗骨保存得很好。后经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家吴定良研究，复原了一位四千年前50多岁妇女的形象。

　　此像依据马桥遗址良渚文化2号墓人骨进行复原

　　其次，马桥遗址将上海的成陆年代向前推，证明至少在五千年前，上海西部及西南部就已成陆，良渚先民已在此生活，那时的海岸线“竹冈”已是十分稳定，以此可以判断上海西部的成陆年代远较学术界的认识要早。

　　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形成和变迁是我国地质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有关上海成陆年代的讨论，主要就集中在上海地区几条古海岸遗迹的年代推断上，包括沙冈、竹冈、外冈、捍海塘等。从20世纪60年代起，陈吉余、匡萃坚、褚绍唐、杨宽、谭其骧等学者参与讨论上海成陆年代，他们更正了以往中外学者认为的长江三角洲几千年来都以同一速度向前推进的错误观点，但在具体地点的成陆年代上看法不一。

　　黄宣佩通过对马桥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打破了冈身是两千年前的海岸线的推论，重新认定了古代上海的海岸线。马桥遗址恰好建立在竹冈古海岸遗迹俞塘段之上，良渚文化层就叠压在贝壳砂带上，其下的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的贝壳砂层，蕞厚处达以上，并且西坡面斜直、东坡面缓斜，有三个波脊，呈现出海滩的迹象。贝壳砂层的年代据碳14测定为距今6340±250年。说明竹冈在6000年前尚属于海，形成年代为距今5500年左右。后来发现竹冈上的遗址，除了马桥之外，还有奉贤县境内发现的江海和柘林两处。尤其是位于竹冈西的沙冈，6000年前的古遗址都分布在此线以西，所以其年代应当不会晚于距今6000年。由此，上海的成陆年代被上推到了六千年以前，这是一个通过考古发现形成严谨的证据链从而获得有力实证的新推论，是长江三角洲的发育、形成和变迁这一研究课题取得的新进展，考古学在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马桥古文化遗址发掘汇报展览会”到各公社、学校巡展

　　蕞后，马桥遗址确认了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的先后关系，找到了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叠压关系，为判断年代先后关系提供了直接的地层依据。

　　马桥文化是以上海地名命名的又一个考古学文化。发现伊始，对于马桥遗址中层阶段的这类新遗存，因其文化内涵的特殊性受到了考古学界的关注。

　　1978年，上海考古工作者发表了20世纪50、60年代的马桥遗址发掘报告，以该报告中的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具有鲜明的特性，明显区别于较早提出的湖熟文化，也不宜笼统称之为印纹陶文化。1978年夏在庐山召开的“南方印纹陶学术讨论会”上，以考古资料积累和认识深化为基础达成共识：将夏商周时期的太湖地区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在会上提出了“马桥文化”的命名，到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根据对出土木炭样品进行碳十四测定，马桥文化的年代距今约为3900到3200年之间，处于夏代至商代早中期阶段，是太湖流域青铜时代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它的发现，揭开了夏商时代古越文化的一段历史。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为配合重大工程建设，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于1993至1997年先后四次发掘马桥遗址。这一时期的发掘开始注重运用多种科技考古研究技术，如植硅石分析、孢粉分析、磁化率分析、动物计量统计、古DNA检测等，在环境考古、聚落考古、分子人类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2005年和2008年，又进行了调查勘探工作。现探明遗址面积10余万平方米。

　　马桥遗址20世纪90年代发掘场景

　　通过对马桥遗址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及其时代的研究，我们知道，良渚文化之后，随着环境变迁，洪泛、海侵使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生活、生产方式进一步改变，人口移动方向和社会变迁规模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经历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到了马桥文化时期，来自浙南闽北的印纹陶传统成为主流，同时与北方地区保持密切的文化交流。

　　陶文、原始瓷、青铜器等是马桥时期的重要文化因素。陶文是寻找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马桥文化的陶文正是汉字萌生阶段的早期文字代表，具有重要意义。已发现的马桥文化陶文共234个单字。原始瓷是马桥文化的重要成就，这一技术出现后得到迅速推广，为东汉以后成熟青瓷的发明奠定了重要基础。马桥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发展的新时期，是上海“海纳百川”的开始。

　　1962年，马桥遗址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1978年成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马桥文化展示馆建成开放，成为上海又一处可与先民“对话”的文化旅游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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